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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联合政府的缺乏并不意味着各政党之间政治合作的缺乏，理解这一点必须明确政府联盟与立法联盟的区分。

而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则不以具体诉讼案件为启动条件，而是直接就命令是否违法、违宪进行审查。上述四种审查模式，保留同意权对行政命令的制约程度最强，保留废止权次之，课予单纯的送置义务最弱。

行政规则是指行政机关颁布的拘束其内部人员或规律行政体系内部事项，不直接对外发生效力的规定。三、台湾地区行政命令违法审查的借鉴价值现代社会，行政机关的行政命令权有其产生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它是政府职能扩张、由消极转向积极的结果。至于法院如何审查，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做法。行政机关对内制定组织性、程序性、裁量性的行政规则，不直接影响和干涉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无须法律的特别授权，行政机关根据组织法对其一般职权的规定就可以制定。该法第60条规定：各机关依其法定职权或基于法律授权订定之命令送达立法院后，应提报立法院会议。

为此，需要建立健全行政命令的违法审查制度，不论是行政机关基于授权发布的行政命令，还是基于职权发布的行政命令，均要接受相关机关的审查监督。保留废止请求权，是指立法机关在授权母法中规定行政机关依据授权法颁布的行政命令应当在公布后送置立法机关审查，立法机关保留事后请求行政机关废止该行政命令的权力。{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华书局1989年版。

中国人对天下、公意的注重，使中国社会对民主共和更有倾合力。中国保持着平静的心情，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从十八世纪又到十九世纪，只是在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深处，那些曾经挑战并震撼了中国的西洋文明在蛰伏着……[2]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西来的知识和思想，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那些相当敏感的士人在忧虑中拓展了传统，在传统的知识世界中多了一些介绍西方地理、思想方法、实用技术、国家秩序的着作[3]。如果没有维新的传统，自明开始的西方知识的积累是不可能的，而议会更不会如此迅速地为中国社会所认知。漫说这宪法草案有些可以批评之点。

即使被现在学界目之为保守的张之洞也不反对在中国先设上议院{17}(P. 289 -292)。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将学校的职责定位为培养人才与议政两者相兼。

这场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侵略者之间的战争，最终以俄国的惨败而告结束，1905年日俄在美国举行和谈，俄国将在中国东北的权益让与了日本。黄宗羲从君的起源和职责说起，认为君的职责原本起于并不高尚的人情。中国文化在延绵五千年的发展中，以开明的姿态融合着不同的文化，尊敬祖先与维新革命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尊祖使中国文化发展延绵有着坚韧的生命力，而维新又使中国文化不断地更新。一家之法的特点则是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中，又可以称为非法之法。

《原法》篇中的法，可以解释为合理的制度。以徐继畲为例，徐继畲的中学渊源是陆、王之学，精于《易》学。《海国图志》用了音译的方法，将这种制度称为巴里满衙门[6]。自着《变法通议》，批评批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但微引其绪，未敢昌言。

务令其钱粮兵马，内足自立，外足悍患。《原君》、《原臣》、《原法》，从人人熟悉的君、臣、法之意说起，告诉人们君、臣、法应有的含义。

不意儒家经书中原理，竟为欧洲哲学家取为反对教会之资料。议政与维新的传统为宪政理念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打下了基础，而议会为中国社会的普遍接受实为中国宪政的肇始。

启蒙主义的大师们，多是中国的仰慕者，他们把孔夫子的格言当作座右铭，让康熙皇帝扮演西方国王们的榜样，于是法国国王、奥地利皇帝纷纷模仿中国皇帝举行亲耕仪式，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开明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对于伏尔泰、狄德罗，··…那一代人来说，中国是一面旗帜，孔夫子是启蒙运动的守护神。《劝学篇》中被世人熟知并反复引用的名句是：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黄宗羲对设臣之位初衷的解释是：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而分治以群工。徐继舍甚至因为对华盛顿的赞扬，不兼容于官场。这是近代中国学人首次以社会政治力量出现，敦促朝廷变法，是为自下而上。但凡要设新律，或改旧律，有事急或加减赋税，则两大会必先商量之，然后奏与君上定意。

自1895年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短短的三年间，尽管朝廷、官员对西方的宪政每每有所避讳，但是议院、民权、国会、立宪等这些西来的名词还是通过各种途径广为流传，为社会公众知晓。{18}吴经雄、黄公觉：《中国制宪史》，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版。

假设它是一个理想的草案，也恐怕无补于时艰。不独对君、臣、法的阐释有了新意，黄宗羲的政治变革思想是全方位的，其制度的设计发于传统，又更新了传统，许多思想与近代西方宪政有着不谋而合之处，不过其所用的是中国的语言，带有中国的特色。

而为帝王一家一姓利益而立的法则为一家之法。但是，三代以后，为天下而出仕的臣，不以万民利益为重，而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从为天下变成为一人，臣成为君主的仆妾。

日本因行立宪而胜，俄国因不行立宪而败，因为立宪国的人民，有参与政治之权利，其视国家直与自身一样，其与保卫自身权利等，专制国则反是。第三阶段是宪政理论的实践时期。从中日的历史对比来看，1868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以博取欧洲国家的承认，天皇颁行《政体书》中言：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以免政权偏重之患。这也正是儒家的为君之道，是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民本思想的发扬。

这无疑是对维新的质疑，甚至否定，但它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在《劝学篇》的写作之时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即1898年戊戌变法之前，受西方影响民权、父子同罪（即长有平等）、男女平权等新派思想已经对传统的三纲构成挑战。在《原君》、《原臣》、《原法》篇中，黄宗羲对历史重新解读，提出了君、臣、法的正当性或合法性问题，在黄宗羲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与西方启蒙殊途同归的有关公意与议政、权利与权力的阐释。

三代以上的君，如尧舜禹虽也不免好逸恶劳，但一旦为君，则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14}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Ⅵ》 ,岳麓书社2008年版。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版。三、宪政在中国的加速—战争与立宪中国宪政与近代战争有着不解之缘。

如此，国之大权，分与三分，君有一分，众官一分，百姓一分，致君难残虐其民，诸侯不能行霸，百姓不能作乱也。比如在《置相》篇中，黄宗羲设计的制度是君下设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无常员。中国人之所以较早地认可了西方的议会制度，从历史方面考察，无外乎两个原因，即中国本身有着议政传统的同时又具有维新的传统。《明夷待访录》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将孟子的民本思想阐述的淋漓尽致。

{12}沈家本：《沈家本未刻书记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3}刘作祥：法治社会中的权力和权利定位，载刘海年、李步云、李林主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

1890年代的，如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中记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最良。对君历史演变的阐述，黄宗羲对现实中君权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即使这样一位思想超前的官员，在说到华盛顿合众国以为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时，仍以中国三代之制比附，以为华盛顿所创立的制度骎骎乎三代之遗意。为了更好地梳理宪政思想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传入，按照时间的顺序，我们应该从明中期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说起。